“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？”克利斯朵夫叫起来。“无论如何，我不愿意使他痛苦！”
阿娜可发脾气了：“他痛苦的时候，难道我，我不痛苦吗？他也得痛苦才行！”
他们彼此说了些难堪的话。他埋怨她只顾着自己。她责备他只关心她的丈夫而不关心她。可是过了一会，他说不能再这样混下去，要向勃罗姆和盘托出的时候，她倒又埋怨他自私，嚷着说她并不在乎克利斯朵夫的良心平安不平安，可决不能让勃罗姆知道。
她虽则话说得很凶，心里却是跟克利斯朵夫一样想着勃罗姆。固然她对丈夫没有真正的情爱，但还是很关切他。她非常重视他们俩的社会关系和责任。或许她没想到起子应该温柔，应该爱她的丈夫，但认为必须把家务照顾周到，对丈夫忠实；在这些地方失职，她是觉得可耻的。
她也比克利斯朵夫更明白：勃罗姆不久都会知道的。她不跟克利斯朵夫提到这一点也有相当理由，或者是因为不愿意使克利斯朵夫心绪更乱，或者是因为她不肯示弱。
不论勃罗姆的家怎样的与世隔绝，不论布尔乔亚的悲剧怎样的深藏，总有一些风声透到外边去。
在这个城里，谁也不能隐藏他的生活。那真是奇怪的事。街上没有一个人对你望，大门跟护窗都关得很严。但窗口都挂着镜子；你走过的时候，可以听见百叶窗开着一点而立刻关上的声音。谁也不理会你，似乎人家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个人；可是你每一句话，每一个举动，都逃不过人家的耳目；人家知道你所做的，所说的，所见的，所吃的，甚至还知道、自以为知道你所想的。你受着秘密的，普遍的监视。仆役，送货员，亲戚，朋友，闲人，不相识的路人，大家一致合作，参与这种出诸本能的刺探；那些东零西碎的事不知怎样都会集中起来。人家不但观察你的行为，还要看你的内心。在这个城里，谁也没权利保持良心的秘密；但每人都有权利搜索你隐秘的思想，而倘若你的思想跟舆论抵触的话，大家还有权利和你算账。集体灵魂的无形的专制，压在个人身上；所谓个人是一辈子受人监护的小孩子；什么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，而是属于全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