兹以天人关系和历史鉴戒两个问题为例，略述如下。
先就天人关系来说，这是人们历史观念中所涉及的一个最早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。商和西周时期，“天命”观是人们的主导思想，即社会的治乱盛衰、人世的祸福夭寿，都是天命所决定的。如：“天生民而立之君”[8]，“天生烝民”[9]，“天亦惟休于前宁人”[10]，“天其殃之也”[11]，“天命不易”[12]，“天命玄鸟”[13]等。但是商的“天命”观与周的“天命”观有一个根本的不同，即商的“天命”与商的祖宗神是统一的，所以“天命”是庇护商的；周的“天命”观认为，“天命”不是周的祖宗神，“天命靡常”[14]，它是会转移的，而转移的目标是庇护有德之人，所以“天命”从商转移到周。周王朝提倡“明德”，强调以德治天下，就是出于这种历史观。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，“天命”观经不住现实的检验而开始动摇，从而出现了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[15]的观念，人们愈来愈重视人事了。一部《战国策》，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都是在讲人谋的作用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只是偶尔提到“天命”而着力写出了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作用。可以说，《史记》确立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，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。尽管其后还有对“天命”的称说，但其神圣性已大为淡化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