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次预备会议开得很紧凑,气氛也很紧张。绝大多数的清华同学我不认识,真是群情激动,灯火通明。可以预见到明天的游行将是一场严肃的斗争。主持会议的清华同学也很兴奋,拉大了嗓门儿,瞪大了眼睛,用一种高亢的声音鼓动说:“同学们,自从‘九一八’以后,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,日寇步步进逼,占领沈阳,进攻锦州,进占山海关,吞并热河,又侵略到华北。日本兵进驻丰台,日军包围二十九军冯治安部队,勒令缴械。过去,我们清华大学还挂着一块‘九·一八纪念堂’的牌子。现在,连那块牌子也给摘掉了。我们还要退到什么地步?!”
许多人一条声地叫喊,像是打雷:“我们再也不能退让了。我们举行游行示威!”
又有一位同学高呼:“主席,我有一个建议。在游行之前,首先检查我们的队伍是不是纯洁,是否混进来什么分子!”
清华大礼堂的气氛显得更紧张了。大家都默不作声,敏锐地观察对象。这时间,我感到了有一种压力。因为我不是清华的学生,但我到清华的图书馆去看书,在《清华周刊》上写稿,一个没有学籍的流浪汉,算不算混进来的什么分子?正在我自己紧张的时候,李秉忱从远处的座位上走到了我的跟前,来做我的保护人,我才落了底。事情终于真相大白。有两位校外的同学,自称是来听学术报告会的,由于误会,自动地退出会场。散会以后,我对李秉忱说,明天的游行,我准备参加东北大学的队伍。因为那里我熟悉的同学比较多,便于照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