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疫情下破败不堪的伦敦,她更加惶恐不安了。这里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样子:街道上、广场上,杂草丛生,房屋紧闭,就连最繁华的地方也冷冷清清。然而,萧条之中,阿德里安却维持了秩序。每个人依然遵守着法律和习俗——人类的制度完好无损;人口法令虽然废除,但财产依然不可侵犯。这场景想想便让人悲观抑郁。罪恶虽然少了,可内心却感觉毫无意义。所有度假、看戏、过节的想法统统成了过去。“明年夏天,”我们准备返回温莎时,阿德里安向我们告别道,“将决定人类的命运。在那之前,我不会停止努力。但是,如果来年瘟疫卷土重来,所有抗争都要停止,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墓地。”
这次到伦敦,还有一件事情我无法忘记。过去隔三岔五就来温莎的梅里韦尔,突然不见了。在这个生死一线之隔的时期,我担心这位朋友已经死于非命。于是,我怀着最坏的打算去了他的住处,看看能为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。那房子曾经分配给外来人住过,如今已空无一人。他的天文仪器让人摆弄得乱七八糟,地球仪面目全非,充满深奥公式的论文被撕毁殆尽。邻居们也道不清真相。后来我无意间碰到一个可怜的女人,她自称曾在危难时期做过护士。据她说,梅里韦尔的家人都死了,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,但是却疯掉了。然而从进一步的追问看来,她所谓的“疯掉”似乎只是人在过度悲伤时的精神错乱状态。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,把生命算到了几百万年后——他极有远见,却看不到自己的妻儿饿得皮包骨头,也看不到瘟疫正在身边恣意横行。这位天文学家显然只活在天体的运动中,在地球上已经是个死人——他对家人的爱虽无声无息,却足够深厚。长久以来,家人已经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。他不懂世事,没心没肺,单纯幼稚,什么事情都要依靠家人。直到家里有人去世,他才意识到他们的危险,瘟疫一个接一个地夺走家人的性命。他的妻子——全心全意、甘为左膀右臂的助手和支持者,凡事只报平安的贴心伴侣——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这位老人感到长期研究和热爱的宇宙体系没有了价值,站在死尸中间,高声咒骂起来。难怪护士说他疯掉了。